《中華大藏經》的價值

《中華大藏經》（漢文部分）的編輯和陸續出版，大約近十年了。從最近幾年我所接觸到的一些佛教學術論著看，這部藏經的使用率似乎不高，令人有些遺憾。我想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，但有一點比較普遍，那就是認為它不好用，沒有分段，尤其是沒有標點，讀起來困難，至少是麻煩。

這樣的議論，在編輯《中華大藏經》過程中，我就聽說過。但我依舊支持它的編輯方針，即以影印《趙城金藏》為主，補以《高麗藏》和《房山石經》等八種善本逐一校勘；校勘附于影印的經文之後，至于是非訛正，不作評論。就是說，它只是在保存這套佛教叢書的歷史原貌，用校勘的辦法指出歷代大藏經在經文上的異同。這樣做的最大好處，是發揮漢文大藏經原產地的優勢，使至今能夠見到的最早的刻本，與世人見面；同時也能從校勘中看到諸多善本的判別，便于研究者取舍參考。

我曾為《佛說大安般守意經》作過白話翻譯和注疏，用的就是《中華大藏經》本。此經二卷，上卷用的是《趙城金藏》，下卷則是《高麗藏》，皆署名安世高譯。《金藏》稱其為“後漢三藏”，《麗藏》作“後漢安息三藏”，其餘校勘本，或作“後漢沙門”，或作“後漢安息國三藏法師”。這種稱謂上的差別，反映了歷代大藏經的編者對安世高其人的定位。諸藏所載該經經文自身，多有出入，僅上卷就有百餘處。如底本的“喘息不歡”、“喘息歡”等文，《徑山藏》和《清藏》都把“歡”改為“觀”，顯然是改錯了。又，底本為“有三因緣，者一罪到”，所有參校本都把“者一”顛倒為“一者”，語義通順了；然而根據前後文，只要標點合適，底本也通：“有三因緣者，一，罪到。”又，底本作“故名先數入也”；從《麗藏》至《清藏》均無“故名”的“名”，與願意相符，我認為是對的。又，《麗藏》中有“不捐棄所思喘息自知”句，《金藏》中無，究竟哪個版本與《開寶藏》一致，很難判斷。如此等等，與作為底本的《金藏》比較，所餘刊本，有的對，有的錯，有的均可，有的難定。我想，其他經籍也會存在此類情況，如果不對歷代大藏經進行比較，是不可能發現的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《中華大藏經》使稀有的、國寶級的佛教文獻具有了普遍的實用價值，為多學科的學術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。

學術研究最重要的出發點之一，是掌握第一手的文獻資料。以至有學者說，如果某些學術論著是根據某些新版標點本做出來的，他是連看都不看的。他的意思是說，那些新版標點本沒有權威性；根據無權威性的材料寫文論事，難免走偏。我不讚成這種絕對的態度。標點方便讀者，利于普及；我個人就用過標點本，感到確實好用。有些校勘和標點本，像《藏要》之類，還有極大的學術價值。但是，標點實在是一件難事，點破句是經常的事，把人、地名錯當成術語，或把術語當成人、地名的都有。就此而言，我又讚同上述學者的意見。我主張，應該鼓勵、宣傳那些嚴肅、認真的點校本。因為這本身就是推動佛教學術的發展。當前的多數佛教研究者，不論何種經文，都從《大正藏》中引證，而忽視對影印版或更好的校點本的使用，我認為是一種不好的偏向。

編輯出版《中華大藏經》的籌劃，始于上個世紀的六十年代初。當時是作為“文化遺產”的“搶救”對象，列入了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計劃；學部委員呂澂先生為此還擬出了一個《新編中華大藏經目錄》，並引起過爭論。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，這個計劃最後流產了。現在由中華書局出版的《中華大藏經》（漢文部分），是由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決定，交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承辦，由時任所長的任繼愈教授負責組織編輯的。我追憶這個過程，是想說明兩個問題：

第一，《中華大藏經》的編輯出版，是國家的一項文化建設事業，是從收集和保存我國傳統文化，以供今人研究和創造新文化為出發點的。這就與單純地為滿足宗教需要，當作“佛事”去做，在性質上區別開來。由此也充分肯定了佛教在中國社會歷史上傳統的文化地位，關注佛教文化是全國人民的事業，改變了把佛教僅僅視為一種信仰的偏頗。

第二，從傳統文化的角度重新審視《大藏經》，對于我們的民族文化的形成和發展，可能會有許多新的發現，新的認識。這一點非常重要。佛教是第一個進入我國內地，並融入我國社會的域外宗教文化，我們的先人接受了什麼，拒絕了什麼，對于我們民族的思維方式和思想觀念，都發生過什麼作用，以及如何作總體的估量等等，都值得認真思考。我想，這不但有歷史意義，對今天的現實，也會有借鑒的意義。

發佈日期：2008年10月07日（星期二）　資料來源：文/杜繼文●新華網